就我们大汉而言，前汉之初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经济上，前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经济衰败到‘民无藏盖’，‘天子不能具钧驷’的地步。
可是，一些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却仍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的现象普遍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汉初年的统治者才采取了上述抑商措施。
随着前汉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抑商政策也逐步松弛。
到惠帝、高后时，商人‘乘坚策马，履丝曳缟’已成合法。
到武帝时期，抑商内容就只剩下打击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和垄断经济了，这从桑弘羊理财所采取的措施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无一不是针对富商大贾的，而对中小商人则不仅不抑，还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和主张。
如桑弘羊一上台就提出‘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口号，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使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实际是农商并重。
前汉末年，有人曾奏请哀帝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之令，也只落得个被搁置不问的结果。
进入后汉以来，由于后汉政权本身就是在豪强富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地主兼商人出身。
因此，通观东汉时期的历史，除了桓谭曾提出‘禁民二业’的主张之外，几乎再找不出一点抑商的影子。
即使这一点，到汉明帝时，因地方官禁民二业而影响农民因地制宜，在屯骑校尉刘般的建议下也被明令取消了。
这样，原本就徒有其表的‘抑商’政策最后连‘表’也没有了。
所以，后汉时期，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这可以从仲长统的一段描述中窥其端倪：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
‘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有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商业之发展，一致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