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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戚家军在戚继光的率领下，一路从浙江南下福建。
英勇千户所全体将士，以林宗武为首，随军同行。
当此之时，海上依旧有小股倭贼作乱，不宜走水路，兵马辎重更是不小的周折，装船、卸船绝非易事。
沿路当地衙门，已分头派出衙役清理大军所经之路，所用的理由无非是要抓捕盗贼，方便办案，剿匪之类，这才清理闲杂人等的理由。
此时，时节快至中秋，天气尚可，莫说出行，就是游玩一番，也未尝不可。
补给充足，沿路更无闲杂人等，戚继光的行军速度自然不会慢，福建境内已做好迎接准备，援军与当地驻军很快便可以会和。
因前些日子不慎‘摔伤’左脚的翰林院侍读仲逸，被特殊照顾：他可以继续在浙江‘修养’些时日，之后再南下福建。
晚些就晚些，反正他只是个参军的随从协理。早到晚到几日，与战事干系不大。
当然，按照新的旨意，真正的监军、右都御史文博远，看样子是不会离开浙江了。
出了浙江，虽说受监军之托，仲逸暂行部分监军之事，但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到了福建，他就是真正的‘监军’。
如此部署，不由的引来一番议论。
有人说，这是皇帝有意将仲逸推到监军的位置。
只是监军一职需要德高望重，至少有一定的资历才可胜任，且大明以来，该职大多为御史、宦官之类的人担任。
显然，仲逸这个小小的六品翰林，无论资历、品阶，都还差些火候，这才有了监军协理一说。
既是协理，要求就简单多了，翰林院本就是皇帝的口笔，随行记录，抗倭之事牵扯方方面面，一个完整的记录，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皇帝意志的，翰林院无可厚非。
这样的说法，绝非随意一说，有先例。
而且，还不止一次。
当初，保定府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尽管有人闹到都察院，但毕竟是一桩普通的命杀案，至少在当时来说，是这样的。
正是基于多重考虑因素，当时还是翰林院编修的仲逸，既不是三法司的人，更没有钦差的头衔，只是负责此案前期的督办。
讲白了，就是一个前期调查，最后还是要交给三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