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伊拉斯谟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同时他又不得不依靠中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庇护人生活下去。这些人来自于教廷的教皇或者显贵、主教、世俗界的君主、大贵族和有钱的商人等等。
而除了自己手中的笔外，他还得依靠许多东西来支撑自己的信仰和理念。虽然赞同宗教改革，但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不同，后者是为真理勇往直前，虽万死不辞的人；前者则认为求取和平，不妨稍微牺牲真理（也许为了自己的舒适）。
1524年4月，路德写信给伊拉斯谟说：全世界可以见证，你在文学上的成就，使我们对圣经有真正的了解；神的恩赐在你身上奇妙的彰显出来，叫我们感激。
显然，不管是路德还是其他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伊拉斯谟的文字，才是使神赐之妙彰显于世的最*宝。
伊拉斯谟本人也同样了解这一点，要说他最关心哪种人，除了他的资助人外，无疑就是那些当代欧洲最顶尖的印刷坊主了。
早在1506年，伊拉斯谟在访问意大利时，便与著名的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斯建立了联系。次年，又两次通信，就再版他翻译的《赫卡柏》、《伊菲革尼亚在奥利斯》这两部欧里庇得斯戏剧剧本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讨论。
不但如此，1508年初，为出版自己的《格言集》，伊拉斯谟甚至跑到威尼斯阿尔丁出版社（由出版商陶瑞萨尼和皮埃尔?弗朗西斯科?巴巴瑞哥合资创办，阿尔杜斯主持一切重要的学术、出版事务），就呆在那里工作了9个月，直至该书最终付印。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这个时代的印刷业，绝不类同于以后。这并不是仅仅依靠简单头脑和熟练排版技巧就能够生存下去的行业，不但如此，怀着学术抱负与宗教信念的学者们，纷纷进入印刷业，这里对员工的要求之高，简直超出了大学的普通教师，他们既是出版商又是发行人，还要编订索引、摘要，编纂词典、编年史。他们需要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如教授、医生、销售商、画师、译者、图书管理员等，以备随时顾问。因此毫不奇怪印刷作坊成为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外国翻译家、政治**者的庇难之处，新潮学问研究机构，以及各类知识交流的场所。
就像在《格言集》出版过程中，这本书最终远远超过想像，它是在1500年初版、1506年巴德第二版的基础上大大扩充的新版。500余页，对开本。初版时的819个短条目已经扩充为3260条，并附有长篇评注，新的书名甚至叫做《千条格言集》。其扩充的内容均来自于阿尔杜斯及其作坊的学者提供的希腊文资料。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知识界合作的产物，也是传播古希腊文化遗产的工具。
至少，“人文主义之王”伊拉斯谟是极其注重与印刷商的交流沟通和维持友谊的。
当他接到从阿尔丁出版社走出的枢机主教吉罗拉莫?阿德林罗的来信，通知他德文版《圣经》被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的事情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1526年，他就读过塞拉弗翻译的法文版《圣经?新约》，赞不绝口，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哈国在出版方面的潜藏实力。事实上，直至此次《天球运行论》在欧洲各大市场突然发售，不但装祯精美、字体舒展漂亮、罕有错谬，同时注释详尽完善、考据有力，且供货源源不断，势头之猛、霸气之足，前所未见！
伊拉斯谟马上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他当机立断，离开已经陷入宗教改革浪潮下的巴塞尔，前往鹿特丹。
他审慎地检视着这里的一切改变。
包括尼德兰革命委员会和尼德兰宗教改革办公室这两个名称古怪的机构所颁布的所有法令、条例和规定，接触了著名的拥有东方领地的龙牙门伯爵麦哲伦以及在地中海沿岸卓有名声的海军统帅亨斯科特伯爵雅克，与他们简短交流。麦哲伦伯爵当即承诺包干了伊拉斯谟在尼所有花费，同时允许他自由出入辖境，受军队派出的专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