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检察院的朋友的电话，他说刚刚打听到消息，印钟添好像要被判刑，难有转圜的余地。
还没等我挂电话，妈妈急得用颤抖的双手扯着我的袖子：“你朋友怎么说？钟添没事吧？”
我看看她，又看看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爸爸，他正屏住呼吸等着我的答案。
我笑着说：“没事，没事。案子快要查清了，钟添很快就会没事。”
爸爸的眉头终于松了，忙说：“快给你印伯伯打个电话……哦，还是我来打吧，你快点进去睡会儿。”
“嗯。”回到房间，我锁上房门，才敢卸下脸上的强颜欢笑。这欢笑又能强撑多久呢？纸包不住火的。
已经三天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个不眠的夜晚，仍然没有印钟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样严酷的审问，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为别人承担下了所有的罪名。
检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点关系的人我全都找遍了，统统千篇一律的回答：“放弃吧。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死刑！”
死……那个前不久刚执着一枚钻戒说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就要被剥夺去生存的权利，我怎么可能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对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说。
“你能交出全部的赃款吗？如果能交出来，有机会改判无期。”
赃款？那可是上亿啊！我捏着银行卡的手心浸满了汗。这张卡里存着我们这几年的全部积蓄，二百万，加上我正挂在中介出售的房子和家当，也不过三百多万。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些笔钱，我怎么拿？他根本没有罪，为什么要判他死刑？”
“你真的确定他一分钱都没拿吗？你确定他没有半点罪责吗？”
“我相信他。”
陈律师无奈地沉吟良久。“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了你，要不你去北京上诉吧？”
仔细思考了一番他的提议，我点点头。几日后，到了北京，几经辗转，仍求助无门。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意外地和一个不肯透露真实姓名的中间人联系上。我们约在一个僻静的茶楼见面，只见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便装，言谈举止不凡，身上也有种居高临下的霸气。
“你就是薄冰？”他问。
“嗯。”我点点头，把手中的资料双手递给他。
他一边喝茶，一边看完我的材料之后，不时陷入沉重的思考。
“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