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农桑，还用朝廷说吗，百姓不重视农桑？试问具体措施在哪里，农桑就要水利，水利呢？朝廷以牛为资产计等，于是百姓不愿意养牛，没有牛，农桑岂能厚起来？贫困百姓一无所有，朝廷有没有做过资助之举？”
“修武备，密定规制，相时而行，这就是武备？甚至在京畿到处抓丁，连一些市井地痞也抓了进去，这就是武备？”
“减徭役，连差役都不敢动，谈何减徭役？”
“覃恩信，靠嘴上说的就有恩信了吗？想要百姓爱国，国必须爱百姓。具体措施又在哪儿？有没有奖惩条例？”
“重命令，难道以前朝廷诏令是放……”屁字让王巨忍了回去：“这不是重朝廷的命令，而是要重他们君子的命令。这十条执行下去，新政如何不败？”
“难怪仁宗有那五问。”
“是啊，不过范公是好心，可迂阔了，志向太大，然而到了落实时，又没有明确的步骤，所以有点想当然了。”
实际范仲淹改革也不是一无是处。
不过确实存在着种种原因，不要说改革就一定会头破血流。
如果手段温柔一点的改良呢，如咸平之治以及宋孝宗的改革。
或者破釜沉舟地决心呢，如商鞅变法。
软是一种策略，硬也是一种策略，就怕心大，决心又不够，比如未来的熙宁变法。
但确实范仲淹的变法着了下乘。
同样是失败的变法，就用熙宁变法来比较吧。
王安石着手于财，范仲淹着手于人事。
不要说宋神宗时财政危机，庆历革新时财政危机更严重。
然而范仲淹拿出手的东西要么老生常谈，要么假大空。假，挂羊头卖狗肉，如范仲淹的人事改革。大，用心是好的，也能实现，可实现的土壤不够，如王安石的青苗法。空，实现不了的却拿了出来，或者没有明确目标与具体步骤。
王安石变法也过于急躁，用心多少也有些不良，不是富民，而是敛财富国。同样也有老生常谈与“大”之嫌，但不假不空。
不错，官员才德兼备，国家必然大治，可能有多少官员能做到才德兼备？
朱元璋扒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