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璟想起安史之乱，心头微沉。
安史之乱前，只有边镇才有节度使，安史之乱后，举国遍地节度使。
朝廷平定安史之乱后，不是没有机会趁机削平藩镇，却为何反而使得举国遍是节度使？
朝廷猜忌领兵大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安禄山、史思明本就是节度使，而朝廷赖以平叛的军队，以朔方军为主，又皆是节度使的兵马，这让朝廷如何能不猜忌和安禄山、史思明一样出身的平叛节度使？
所以朝廷先后撤换了数个朔方军首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河南平叛大军的统帅，同样频繁更换。
而后为了牵制节度使，朝廷又起用宦官为监军，使得宦官势力日益膨胀。
再往后，宦官势大难制，代宗不得不连续剪除数个宦官首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最后，代宗又用宰相元载来牵制宦官势力。
再往后，宰相元载势大，代宗又不得不用外戚吴凑来牵制宰相。
权力斗争，贯穿着平定安史之乱的始终，外臣、宦官、朝臣、外戚接连粉墨登场，却没一个能让朝廷安心。
正因君王的猜忌和权力斗争，又有很多领兵大将反叛，比如仆固怀恩。
安史之乱后期，朝廷虽然收复两都，却忙于和宦官、军将作权力斗争，无暇再削平藩镇，再加之吐蕃、党项、契丹、奚不停进犯，朝廷又不得不倚重边疆藩镇，倚重了边疆藩镇守边，就得用中原藩镇拱卫中枢......
想到这些，李从璟心头如有千钧巨石。
李嗣源此时叹息道：“近年来，朝廷虽然编练了禁军，削弱了藩镇，但到底时日尚短，军中大将或者曾是节度使，或者曾在藩镇领兵，性子转变并不容易，假若有可趁之机，实难保证不‘旧疾复发’。”
所以，眼下该当如何？李从璟在心里想着。
难道，要太子再征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