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平籍”之事虽然有些怨言，但旗人中还有能力一搏的人士，已经基本收进了神机军中，旗人已经基本没有了主心骨，也就闹不起来。现在还按常例的五成拨付给银子，只等铁路开工，驻扎各地的旗人便可上工，从此“旗汉平籍”，大清算是甩掉了旗饷这个包袱。
可就在这当口儿，闹出了“旗饷虚开”案。
军机处以英镑做底，发行金圆券，在外人来，就是又发了一种宝钞，虽然这宝钞有什么“准备金”。不仅小民们这么，满朝的官僚也这么。就连中枢的肃顺、林则徐也不明就里，只是见匪共的银元券没出什么岔子，感觉“这样也行”，加上财政上是在窘迫，才赶鸭子上架。
而在发行金圆券的时候，朝廷又开了500万的“虚头”，虽然在西洋各国，实发额是准备金几倍的事情也常有。但大清这是第一次发行现代意义的钞票，这多出来的500万便给底下的官僚一个信号“这金圆券也是可以开虚头的，不用和准备金一一对应”。
当然，按照《善后借款章程》发行的八千万元（连记账带实印的钞票）暂时还没人打主意，但两千万两的旗饷，却被人到了生财之道。
清廷本来是准备用旗饷，实打实的两千万两白银，来支付神机军的饷银，以及旗人的安置费，但从45年传统春节的过节费开始，全部都是用金圆券支付。
清廷从上到下，居然都没人发现其中的问题。对神机军的小兵，和被平籍的旗人来说，他们都知道朝廷发金圆券的事情，金圆券刚开始流通的行情貌似没什么问题，便都接受了。他们并不知道，为这金圆券做准备金的，并非是洋人的一千五百万英镑，而是两千万两白银的旗饷。
在中枢这边，按照满清的惯例，发出去的钱就是烂帐，谁也不会再管，下面的人也领到了钱，不会闹事。本来这事就该这么过去了。
但合不该肃中堂每季度要查一次帐，于是在45年得4月份，肃顺发现，居然三个月内，多印了七百万元的金圆券。再一，是以旗饷作保。
按照肃顺跋扈的脾气，当即便要兴大狱，但再一查，旗饷的事情归内务府管，发金圆券的事情归总理衙门，这就不得不让肃顺冷静下来，而且，他还不好和其他的军机大臣商量。
羊羊羊清君侧之后，实现了军机处专权。又由于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潘世恩去职，以及拱卫京畿的需要，整个军机处做了一番调整：穆荫和景寿分别以军机大臣衔巡抚山东山西，以拱卫京畿两翼，留京的军机大臣中，肃顺为领班，载垣专管神机军，体仁阁大学士林则徐总理政务，文祥管着内务府，以及专和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并且兼着吏部、户部的满尚书。
但因为文祥管得部门太多，所以吏部、户部的实务，一直由汉尚书祁俞藻、卓秉恬在主管，而其余的四部，因为三大政策中的“融汉”，也是由汉尚书当家。
简而言之，这以旗饷作保的七百万元金圆券，都要算到文祥的头上。肃顺清君侧以来，虽然各地督抚纷纷上表拥护，但可靠而有力的政治盟友并不多，大致上就是最初练神机军的时候那几个都统。其中以怡亲王载垣地位最高，文祥能力最强，三哥端华坐镇关外，其余穆荫景寿，徒壮声势而已。
“居然一下子多印了七百万元，真把金圆券做宝钞吗？”肃顺生气是生气，他还不能就让宗人府去把文祥给枷了。文祥一去，先不说“相煎何急、兔死狗烹”的议论，他肃顺还能用谁？当然，金圆券具体印刷和发行的机构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也跑不掉责任，清算户部尚书卓秉恬，奕的老师，是应有之义，这个肃顺的意见很坚决，一点不为此烦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