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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坐困愁城，怎么得了？李德立想来想去，必须找一个人商议，这个人自然应该是庄守和。
太医院院使悬缺，庄守和是右院判，李德立是左院判，平日他大权独揽，很少理庄守和，兹事体大，不能不让他知道，也不能不让他出个主意，将来好分担责任。
“只好装糊涂。”庄守和要言不烦地说，“这件事是天大的忌讳，病家要讳疾，医家也要讳疾。”
“这话固然不错，就怕将来闹出来，上头会责备，何不早说？”
“早说也无用，是个医不好的毛病。”庄守和又说，“而且也决计不会闹出来！万乘之尊的天子，怎么能生这种病？”
李德立通前彻后地考虑了利害关系，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装糊涂。”
于是皇帝的病，就此被隐没下来。
他本人亦不觉得有何不适，每日照常办事，召见军机第一件事就是垂询对日交涉。
交涉几乎破裂，大久保利通提出了“限期五日答复”的最后通牒，恭亲王不理他，便又自动延长三日。
三日一到，正值重阳，大久保又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作第五次会谈，要求赔偿兵费二百万两银子，恭亲王坚持不谈“兵费”二字。
大久保利通便改口要求“被害人”的抚恤。至此地步，便只是谈钱数了。
到了九月十四，谈判决裂，大久保利通告诉英国公使馆，说是决定两天以后离京。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再一次出面调停，百般恫吓，将病骨支离的文祥，累得头昏眼花，答应给五十万两银子。
这是天津教案，赔偿各国被难领事、教士的数目，不过算法不同，十万两银子是抚恤，四十万两银子作为收买日军自番社撤退后所遗下的房屋道路。
并且在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三条《中日北京台事专约》。
大久保利通此行的最大收获，不在五十万两银子，而是“专约”之前的一段序言：“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惟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
被害的是从明朝洪武五年以来，就为中国藩属的琉球渔民，一下子变成了“日本国属民”，而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还被蒙在鼓里。